认知科学视域中隐喻的表达与理解
- 发布日期：2025-01-04 17:58 点击次数：96 摘 要：隐喻作为20世纪认知科学的三大重要议题之一,在认知机制的探索方面受到认知语言学、认知心理学、自然语言处理等多个领域的广泛关注。从认知符号学的角度重新审视隐喻的表达和理解,隐喻被视为一种特殊的语言符号。由于隐喻表达的是非字面性含义,所以不能简单地将语形和语义分别对应符形和符释,而需要在考虑认知环境和心理过程的基础上,形成一个多级符号链来完成解读。从情境语义学的信息流观点看,隐喻符号解读的过程实质上依赖于信息的流动,一方面它由特定的隐喻概念给出制约,实现源域与目标域之间的横向信息流动,另一方面由语义场给出制约,实现上位概念到下位概念的纵向信息流动。最后,通过重构隐喻表达和理解的信息流可以发现,隐喻信息的加工突出体现了思维的关联性、整体性、发散性和独特性,且这些属性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 关键词：隐喻; 认知符号学; 情境语义学; 信息流; 作者：黄华新，浙江大学哲学系/语言与认知研究中心 基金：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汉语隐喻的逻辑表征与认知计算”(18ZDA290)阶段性成果 自亚里士多德以来,隐喻一直因其独特的修辞功能而深受重视。到了20世纪,学者们开始逐渐认识到,隐喻不仅仅是一种修辞手段,更是一种基本的认知方式,这一隐喻研究的认知转向使得研究者对日常隐喻有了更多的关注。莱考夫和约翰逊(G. Lakoff and M. Johnson)曾指出,“隐喻普遍存在于日常生活中,我们惯常的概念体系,我们的思维和行为,在本质上都是隐喻性的”。1如“人生是一场旅行”这样的表达,它通过为人们所熟悉的概念“旅行”来解释较为抽象的概念“人生”,使人们可以联想到“遇到坎坷”“走了弯路”“畅通无阻”等含义,从而更具体地理解和把握“人生”这一描述对象。正是这种对隐喻认知价值的重新审视,构成了当代认知科学的三大重要发现之一。2 1936年,理查兹(I. A. Richards)将对隐喻的探讨从单纯的语言现象转移到了思想层面,认为隐喻的机制是两个并置概念在互动基础上生成新的意义;3此后,布莱克(M. Black)发展了理查兹的“互动论”,认为隐喻话语的加工是通过将一组由次要主词得到的“相互关联的隐含”投射到基本主词上来实现的。41980年,《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一书出版,标志着著名的概念隐喻理论的诞生,该理论认为隐喻的本质是两个认知域之间的互动形成的跨域映射,自此隐喻研究进入了全新的认知研究阶段。概念隐喻理论揭示了隐喻在认知中的基础性地位和系统性框架,但也正是由于过于强调认知的固有框架,该理论对日常交际中所使用语言的语义以及语用因素的重视不足,对实际语境中灵活多变的隐喻表达解释力不强。具体而言,概念隐喻中的概念映射是一个从源域到目标域的函数f:S→T(其中S为源域,T为目标域,对于任意b∈S,有唯一的a∈T与之对应)。它通过源域和目标域中对应元素的映射关系,表征源域中的空槽(slot)、关系、特征、知识与目标域中相应的空槽、关系、特征、知识的一一对应。5这种映射关系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类比推理,其基本模式是“A具有性质a,b,c,d;B具有性质a,b,c;则B具有性质d”,即前提中需要先有一系列的相同性质存在,才能由此推出一方拥有的性质也为另一方所有。但对于日常交际中的隐喻理解,类比推理的前提过强,说话人表达和听话人理解时可能都只对源域中的几个性质进行了关联和突显,不一定完成源域和目标域内部要素的一一映射。 随着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学者们对信息搜索和提取进行了持续深入的探索。奎廉(M. R. Quillian)通过对人类记忆的研究,认为记忆的储存依赖于概念间复杂的联系,并由此提出了语义网络的概念;6西蒙斯和布鲁斯(R. F. Simmons and B. C. Bruce)用语义网络中的节点表示对象和概念,边表示节点之间的关系,将语义网络转化为谓词逻辑演算。7而隐喻因其表义的间接性,对信息的获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1990年以来,学者们陆续提出了各种处理隐喻的计算理论和模型,如马丁(J. H. Martin)提出了基于知识的隐喻解释、描述和获取系统MIDAS;8斯坦哈特(E. C. Steinhart)利用扩展的谓词逻辑,给出了一个基于可能世界语义学的隐喻结构理论及其计算模型NETMET;9巴登(J.Barnden)结合隐喻与信念推理关系的研究,建立了一套基于规则的隐喻推理系统ATT-Meta;10内海(A. Utsumi)采用一种语义空间模型对隐喻的理解过程进行了计算模拟。11随着近年来深度学习技术的蓬勃发展,比佐尼(Y. Bizzoni)等利用词向量强大有效的表征能力结合基础神经网络架构来处理隐喻,在名词性隐喻和形容词性隐喻的识别任务上取得了较好的效果;12雷(M. Rei)等通过有监督的语义相似网络进行隐喻识别,以在网络中添加门控机制的方式完成了语义特征的提取。13 这些研究从语言认知、语义计算等视角对隐喻的生成和理解作了多维度、深层次的分析,让我们认识到隐喻在人类认知中的重要作用和对其进行表征的可能性。而在当下的数字化时代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信息被编译为不同类型的符号,符号化传播已经逐渐成为信息交互的主流形式。隐喻本身也是一种符号现象,可以是语言符号,也可以是图像或声音等形式的符号。所以,我们进一步以具有元学科性质的认知符号学为切入路径,尝试对隐喻表达和理解中一系列复杂的认知过程给出一个相对完整的符号学解释框架。从以皮尔斯(C. S. Peirce)为代表的符号学视角看,隐喻表达和理解的过程也就是符号生成与解释的过程。尽管利科(P. Ricoeur)认为,隐喻研究不能“通过将话语语义学还原为词汇实体的符号学来完成”,14但他所要强调的仅仅是隐喻语词不能简单地作为语言符号解释为字面义,并不是否认将隐喻作为符号进行解读的可能性。这也恰恰说明,在隐喻这一特殊符号的解读中,非字面的语用因素起着关键作用。我们认为,认知主体、认知语境、心理过程和符号链是其中必须重点考虑的要素。同时,以不同的符号要素为切入点所进行的隐喻分析也存在很大差异:从符形的多样性角度看,隐喻既可以通过语言形式呈现,也可以通过融合了图形、声音、表情、动作等的多模态符号表达;从隐喻的认知主体看,不同主体(人类、机器、人机结合)的理解情形也各不相同。 本文主要讨论以人为主体、以自然语言为载体的隐喻形式,从符号和信息传递的角度重新审视其生成和解释,对概念隐喻中简化了的部分进行补充和修正,分析和构建隐喻表达者和理解者在隐喻符号生成与解释时所涉及的推理过程。具体探讨如下三个问题:(1)在将隐喻语言视为符形时,字面含义和语用因素如何相互作用形成符号链?(2)如何模拟隐喻符号交际中,交际双方所完成的信息传递与获取?(3)隐喻符号认知的信息加工过程反映出思维的哪些属性,这些属性在隐喻表达和理解的过程中又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一、隐喻的符号学构建 皮尔斯曾指出,我们所有的思想与知识都是通过符号获取的。15可以说,人们对于事件的认知就来自对事件所涉的情境符号的解读。皮尔斯的符号“三元说”理论将符号定义成这样一种事物,它一方面由一个对象所决定,另一方面又在人们的心灵中决定一个观念(称为解释项),符号与其对象、解释项之间形成了一种三元关系。16其中,符号形体与符号解释项之间的关系称为“意指”,与表达对象之间的关系称为“指称”,相互关联的三者就构成了一个“符号三角”。 皮尔斯认为,从符号本身到符号解释是一个心理过程,某个符号会在接收者的头脑中创建另外一个新的或更为复杂的符号,新创的这个符号就是初始符号的解释项。17由此看来,对符号的解释通常不是一步完成的,外界信息输入后,符形与符释会在心理层面不断交替转换。这一过程涉及一系列复杂的语用因素,我们认为,其中最重要的是认知环境、心理过程和符号链。 1.认知环境 隐喻所包含的非字面义要被表达和理解,离不开对语言自身以外的因素的综合考虑。卡梅伦(L. Cameron)等人指出过,“在特定的语言使用环境中研究隐喻语言,需要将认知和社会文化联系起来。”18社会文化、交际语境以及皮尔斯所提到的符号认知主体等作为影响隐喻符释的外在因素,本身都具有复杂的内在结构,只有接受了特定社会文化且处于特定交际语境中的理性认知主体,才能进行隐喻交际而不会简单地认为该语句为假,我们可以将上述三者统一视为“认知环境”的组成部分。 “认知环境”这一概念来源于关联理论,斯珀波与威尔逊(D. Sperber and D. Wilson)在《关联:交际与认知》中给出的定义为:19 (1)某事实在某时对某人显明,当且仅当在此时能够对该事实作心理表征并接受该表征为真或可能为真。 (2)个人的认知环境是对其显明的事实的集合。 所谓“显明”就是被感知或被推出,一个人的全部认知环境值是它能感知或推出的事实的集合。这一定义与通常将外在信息作为自变量、主体认知作为函数的思想不同,它将一个人的认知环境作为其所处的物质环境及其认知能力两者的函项,20本质上是把外在信息和内在认知都视为影响因素,共同决定一个事实是否能被主体所接受。这样,一个人在认知过程中所能调用的就不仅是外在的信息,还包括他有能力进一步推出的全部信息。认知环境函数所具有的“感知”和“推出”这两种功能,都为理性主体所具有的基本认知能力,“感知”将外在信息转化为内在信息,“推出”在已有内在信息的基础上产生新的内在信息。外在信息包括交际情境中的说话人、听话人、时空等语境所提供的信息;内在信息指主体所接受的信息,包括主体的背景知识和被主体感知及推出的知识,它集中体现了不同认知主体的差异。隐喻理解不同于字面义理解之处就在于,不同主体和语境输入认知环境函数后将激活不同的认知图式,得到不同的认知结果。 2.心理过程 要用“符号三角”构建隐喻符号的解读过程,最简单的做法似乎是对隐喻语句的要素进行拆解,将喻体作为符形,本体作为对象,隐喻理解相应地视为从符形到特定符释的意指过程。这样做的问题是:一方面它仍然把隐喻理解过程作为一个整体,令其在符释上实现,而没有说明这一理解是如何进行的;另一方面,当隐喻语句不同时出现源域和目标域时,本体和喻体呈现不清晰,就无法得到完整的“符号三角”,似乎也意味着理解无法顺利进行。产生上述困难的原因是,隐喻依赖的不一定是已有信息提供的知识,还可能是从这些知识推出的新知识。在日常交际中,大量隐喻概念已经固化在人们的认知中,这样的知识可以不在文本中显性存在;另外还有一些新奇隐喻的源域和目标域之间关联性不强,需要有与两者相关的其他概念作为连接。这些隐喻的表达和理解过程都不能一步完成,而需要包含长度不一的心理推理过程。 在符号的三要素中,符释是一个只存在于主体认知中的抽象存在,由符形到符释的意指过程是一个认知加工的心理过程。符号解读所经历的心理过程,也就是认知环境的生成过程,它依赖于认知主体的知识和外界提供的信息。基于上文对认知环境的说明,我们把作为理解结果的认知事实递归地定义为满足如下条件的最小集合S,其中s为外在环境信息,c为主体认知能力,f为认知环境函数: (1)f(s,c)∈S; (2)如果t是认知事实,则f(t,c)∈S。 隐喻概念本身和非最终阶段的解读都可以作为语境的扩展或新的前提,来改变初始语境提供的蕴涵并引发另一些新的蕴涵。21也就是说,外在信息和主体认知能力输入认知环境、获取认知事实的过程可以重复,新的事实信息和认知能力可以继续输入,不断推出新的事实。 心理过程集中反映在意指过程中,意指的实现依赖于对符形的理解,将一个符号视为何种类型的符形影响着意指得到何种符释。如皮尔斯曾将符号划分为像似符、指示符和规约符:像似符和对象存在实体上的相似性;指示符与对象存在着某种因果联系;规约符最初与对象的联系带有任意性,而在一个社会群体中被固定下来之后又具有稳定性。外在和内在信息首先会共同影响主体对符号类型的判断,然后基于该判断所确定的符号类型将作为新的知识存在于认知环境中,引导不同的心理过程。也就是说,当主体判定一个隐喻表达是某种类型的符号后,会根据该类符号的特征寻找与之相似或相关的对象。 3.符号链 现代隐喻理论普遍认为,隐喻不仅仅是词(符号形式)的替换,更重要的是概念系统之间的互动。由上述关于心理过程的分析也可见,很多情况下隐喻理解不是一步完成的,它需要将认知得到的事实作为新信息来得出新的事实。从符号学视角看,这说的就是,符号的解释本身可能成为解释者头脑中新的符号形式,以此类推下去,形成一个符号的链条。 我们可以将隐喻语言从符形到符释的意指过程展开为一个多级符号链。初始符号为完整的隐喻表达,主体在交际中结合动态语境进行选择和调整,通过符号推理转码得到与语境相容的解释。具体而言,第一层意指过程依靠的是语言的群体约定,一个隐喻概念经由说话人表达后,就成了听话人需要解读的符号,其符释是语句的字面义,对象是该字面义所表述的事态(比如“时间是资源”这一隐喻表达,直接按字面义理解为“时间是一种可利用的自然物质”)。但通常情况下,隐喻表达会与常识相违背,使得字面义表述的事态在现实世界中的对应为空,即与语境产生了冲突(此处,现实的自然界不存在“时间”这样一种具有某种用途的物质实体)。这种冲突会构成语义抑制,迫使听话人将符释作为新的符形,继续延伸符号链。第二层级的意指主要考虑说话的背景信息,在进一步对以字面义为符形的符号进行解释时,通过排除与当前语境产生冲突的要素得到一个可相容的语义解释,相应的对象是作为现实世界一部分的事态(此处排除“物质实体”一类的性质,而保留“有价值”一类的性质)。当然该解释仍然可能包含过多的信息,呈现为一个比较含混的符号,此时就需要第三层意指对交际过程中的信息进行提取并支持推理,一般可以通过搜索上下文关键词继续对符号进行进一步的解释(如果“时间是资源”后还有“我们要节约它”的描述,则根据“节约”的语义,突出资源的有限性和珍贵性)。最终得到的上下文相关的限制性相容语义,就是该隐喻在当前语境下所能达到的充分理解。符号链的基本形式如图1所示。 图1 隐喻语言理解的符号链 二、隐喻认知中的信息流 信息是宇宙中与物质、能量并列的三大基本要素之一,是事物结构和秩序固有的测量方式。22信息在事物之间的流动形成信息流,使得某一事物可以传递另一事物的信息。一句话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它给出了几种事物之间的信息传递关系,如“有烟就有火”,其意义在于揭示了“烟”与“火”之间的信息传递,当主体得到“有烟”的信息,也随之得到了关于“火”的信息。符号的本质就是信息的载体,通常当一个事物在自身的声音形态等属性之外还包含关于其他事物的信息时,才能称之为“符号”,比如“烟”可以作为代表“火”的符号。如果以信息为基本单位看上述符号推理,可以认为其背后的支持因素就是符号之间的信息流动。 20世纪80年代,巴威斯和佩里(J. Barwise and J. Perry)以信息流思想为核心提出了情境语义学(situation semantics),认为自然语言最重要的功能不是表达真值,而是传递关于外部世界的信息。因此语句的外延意义不是真值,而是句子所描述的情境。语句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一个情境包含关于另一个情境的信息,且根据情境类之间的制约关系,可以从一个情境类型推出另一个情境类型。 情境语义学中,话语的解释被认为是若干信息元(infon)的汇集。构成一个信息元的基本要素包括:个体(individuals)、关系(relations)、时空场点(space-time locations)和极性(polarity)。这就是说,一个“某时某地某个体(或某些个体)具有某性质(或某关系)”的事实就构成一个基本信息单位,基本信息单位的合取或析取构成复合信息元(compound infons)。一般地,人在认识事物时不需要也不可能知道关于它的一切,所以与可能世界语义学中承认的完整世界和全部信息不同,情境语义学从一开始就抛弃了这一过强的约定,它所定义的情境只考虑现实世界中被认知主体关注到的那部分信息。情境和信息都是独立的实体,情境可以支持也可以拒绝信息。给定一个情境s和信息元σ,s支持σ说的是该信息元在情境中被满足,记作sσ,sσ当且仅当σ∈s。除了对一个具体情境进行描述,有时我们也需要描述缺少或忽略某些要素的抽象情境。为达到这一表达效果,情境语义学引入了“类型”(type)的概念。类型是对具体情境的扩充,它既可以包括真实的个体、场点和关系,也允许个体未定量、场点未定量和关系未定量等自由变元(通常表示为a˙,l˙,r˙)。 信息的更替依赖于制约。“制约”(constraints)是情境语义学的一个核心概念,巴威斯和佩里认为“制约关联产生意义,适应制约就使生活成为可能”。23情境类型之间的系统性制约是一个二元关系,它允许一个情境类型包含另一个情境类型的信息,而只有适应了该制约,才能从当前情境跳转到另一情境,实现信息的流动。因此当我们说一个对象有什么意义时,实际上我们是在讨论涉及该对象的情境所属的情境类与另一情境类之间的制约关系,即由一个类型S可以得到另一类型S′,记为C=[S?S′]。 可见,情境语义学以信息描述为基础,将主体、时空等超语义要素加入到语义的刻画中,这与认知符号学对认知主体、认知情境的考虑在思想上高度一致,但两者在具体处理上有所差别:符号学将这些因素视为外在因素,对语义产生影响,而情境语义学将这些因素作为信息的组成部分,它们本身就处于语义之内。我们可以将上文图1所描述的隐喻符号链在情境语义学的框架下作进一步的解释,来反映隐喻交际中的信息传递。其中主体感知到的现实世界的部分是情境,交际中通过语言传递的是信息。上述符号链的形成依赖于两种不同类型的制约,它们分别引导了两种不同的信息流动方式——横向的信息流动和纵向的信息流动。 理解一个具体隐喻表达的关键是对隐喻概念的接受,主体只有接受了该隐喻概念,才能恰当地理解它所派生出的具体含义。如“你在浪费我的时间”“我在他身上花了很多时间”“值得你花时间吗?”这样的隐喻表达都需要建立在接受“时间就是资源”这一隐喻概念的基础上。隐喻概念是对源域和目标域的确认,如果A为目标域,B为源域,隐喻概念就可以表示为“A是B”,但这类语句拥有很强的概括性,相应地也有很强的模糊性,因此通常不会孤立存在,而是和有具体指向的隐喻语句同时出现。当隐喻概念在语句中出现时,直接将其视为符形。而在一些固化的死隐喻中,隐喻概念已被默认为双方认知中都存在的预设,而不再出现于文本或交际中。如果隐喻概念不出现,说明它普遍存在于人们的认知中,主体在接受一个具体的隐喻语句时有能力调用相应的隐喻概念,并将其作为符形。接受者对该符形进行认知,得到的符释是从字面义中提取的信息元。但由于“A是B”的字面义为假,现实情境不支持该信息元,所以需要进一步延伸符号链,将信息元作为新的符形,该符形意指一个情境类型间的制约关系,它规定,如果存在情境类型满足x是A,则可以得到另一个情境类型满足x是B,给出源域与目标域之间的横向信息流动。接着,把概念域视为由核心概念生成的语义场,对源域和目标域进行概念到子概念24的信息迁移,通过义素包含关系形成的制约来实现纵向的信息流动。比如,我们由“资源”这一概念可以分解出“有价值”“用于交换”等多个义素。主体运用他所掌握的百科知识,就能在他的认知范围内建立起制约关系。当然,每个概念都处在一个开放的语义场中,也就会产生无穷多个制约关系。如果隐喻表达不是以孤句形式存在的,则通过搜索上下文的关键词,可以获得新信息来增加对情境的制约,减少情境所能支持的信息。 对于概念意义的表达,科林斯和奎廉(A. M. Collins and M. R. Quillian)从计算机有效提取信息的角度提出了具有层次性的语义网络(semantic network)结构模型,成为最有影响力的表征理论之一。其基本观点是,当一个人阅读和编码某个陈述时,相应的概念就被激活,并沿着网络结构中的连结扩散。当两个激活源相交,则被证实所陈述的是真实的。25我们可以通过构造隐喻认知的语义网络,进一步表征上述认知过程中的信息流动,与通常的图(graph)的定义类似,我们将隐喻认知语义网络的结构表达为一个有向图G=,其中V为节点集,每个节点是一个概念,E=E′∪E″为边集,表示概念间的关系。在隐喻的语义网络中存在两种关系,关系E′由隐喻概念给出,描述目标域与源域之间的信息转移,因此规定E′的起点和终点都必须是根节点;关系E″来自范畴的归属,每个概念的义素就是它的子节点。制约关系提示的是隐喻语义网络中信息流动的方向:由隐喻概念给出的制约可以实现信息在源域和目标域之间流动;由范畴归属所给出的制约可以得到语义场中向下分解和延伸的义素,最终从一个模糊的概念域得到某些具体的性质。 语义网络的建构方式与概念隐喻理论密切相关,概念隐喻的跨域映射在语义网络中整体表现为源域和目标域之间的横向信息流动,但两者并不相同。首先,在经典的概念隐喻理论中,只有从源域到目标域方向的映射,而在这里,由制约关系给出的两域之间的信息流动是双向的:对于说话人而言,信息的流动方向为从目标域到源域,即为了说明某一事物而寻找恰当的载体,具体表现为一个节点同时是源域和目标域的后辈节点,或者说,正是因为两个概念域节点存在相同的后辈节点,才使它们有可能构成隐喻。与之相反,听话人从说话人或自己的认知中调取隐喻概念并提取源域和目标域后,需要以源域的核心概念为出发点,向下延伸不同的性质分支。通过搜索下文,新出现的源域关键词可以对现有的图进行限制,使明显语境无涉或与目标域产生矛盾的部分性质不再向下延伸。当由源域延伸出的概念序列里出现与目标域相关的描述时,就将这一概念及其子概念整体迁移到目标域中,成为目标域下的子概念,即实现将源域中的信息转移到目标域中的意图。其次,在概念隐喻中,源域和目标域间的概念映射是平行结构的,源域中的对象和关系分别投射到目标域中相应的对象和关系上。但在日常交际的多数情况下,隐喻的表达可能不会产生全面的隐喻思想,而是基于过去和现在的环境,受到部分隐喻概念或多个相互作用的隐喻概念的影响。26此时隐喻体系并不建立在清晰的一一对应关系上,而只是对源域的几个性质进行了关联和突显。因此,在我们的语义网络中,源域分支上的性质不是与目标域的分支性质相关联,而是直接迁移到顶层的目标域概念下,其思想基础更接近于认为隐喻是通过源域来突显目标域中某些特性的范畴归属理论。此外,相较于概念隐喻的跨域映射,这样构造的语义网络中,关联性的建构是在不断搜索的过程中完成的,因此可以呈现隐喻推理的动态性。下面通过一个例子来呈现隐喻交际双方的语义网络: 做企业就是打仗,我们要努力培养出具有雄才大略的将领和训练有素的士兵,提升我们的整体作战水平。 首句的隐喻概念“做企业就是打仗”,给出了目标域到源域的横向信息流动,它通过情境类的制约关系建立了“做企业”和“打仗”的联系,该制约下的信息流动保证了“做企业”的性质可以用“打仗”的性质来描述;从纵向上看,说话人表达这句话的目的是传达关于“做企业”的看法,其信息可以从“做企业”到一系列隶属于“做企业”概念的子概念,类似于说明一个概念的内涵。如果语句意欲表达的是做企业的属性A,B,C,那么从目标域转移到源域后,在源域“打仗”的后辈节点中也相应地可以找到A′,B′,C′,使得A′=A,B′=B,C′=C,说话人通过描述A′,B′,C′就能表达所要传达的含义。图2所示为说话人的语义网络及形成网络的两种信息流,其中虚线箭头为信息的横向转移方向,实线箭头为信息的纵向转移方向(下文类似)。 图2 说话人的隐喻语义网络及信息流动方向 听话人的理解过程与说话人的表达过程在横向信息流上方向相反。假设听话人是合作的,则他首先必须接受顶层隐喻概念“做企业就是打仗”。根据这一隐喻概念,“做企业”是论元,“打仗”是谓词,即需要通过“打仗”来理解“做企业”。那么就需要进一步对“打仗”进行理解,这依赖从一个概念到它的一系列子概念的纵向信息流动。根据下文给出的关键词“将领”“士兵”和“整体作战水平”,重点关注有关的分支。但这些子概念中,仍然不存在与“做企业”有直接联系的概念(企业没有将军、士兵,不会进行作战)。因此继续对子概念进行分解,如“将军”的义素包括“领导者”,这是与目标域相关的节点(企业拥有领导者),就建立它与目标域的关系,使目标域获得该节点及其后辈节点的性质。图3所示为听话人的语义网络及形成网络的两种信息流。 图3 听话人的隐喻语义网络及信息流动方向 三、隐喻认知的思维属性 我们在符号学框架下探讨了隐喻认知中字面义以外的要素所起的作用,给出了隐喻推理的符号链;然后基于信息流思想重构了符号链中意指所涉及的信息流动,并通过语义网络呈现了隐喻的模糊表达与动态理解。由这些分析可见,对隐喻信息的加工会比对字面信息的加工更复杂,除了拥有基本的信息提取能力,还需要激活一些非常规的信息。这些特殊的信息激活反映了隐喻表达和理解所必需的思维方式,我们将其概括为关联性、发散性、整体性和独特性。 1.关联性 对隐喻机制进行解释时,一种基本的观点是,隐喻的生成和理解基于事物之间的相似性。但正如利森伯格(M. Leezenberg)所说,相似性的概念显得太宽且太弱:太宽是因为两个物体之间具有无限多的共同特征;太弱是因为它不能说明不同类型物体间的那些比喻性的相似性。27也就是说,在表达中,两个事物之间固有的相似性可以不被关注,而本来不具有的相似性可以被隐喻所创造。概念映射不仅利用相似也创造相似。 大量研究表明,人在思维过程中激活的认识是有限的、特定的,28这些激活的信息与初始信息存在着关联。情境语义学的基本观点也认为,日常语言表达的主要目的是传递关于外部世界的信息,而不是表达真值,它通过描述“制约”关系来构建关联性。反映在上文具体的隐喻认知模型中,横向和纵向制约都非基于相似性,而是基于由隐喻概念和范畴归属实现的关联性。 无论是源域和目标域之间还是概念和子概念之间的制约,都遵循关联理论所揭示的两个核心限度条件:最大关联和最佳关联。最大关联指用尽可能少的努力获得最大的语境效果;最佳关联则是用较小的努力获取足够的语境效果。两个条件相互制约,最佳关联强调相关性,一个隐喻表达会蕴含相应的隐喻义,如果言者原来并未意图使听者推出这个蕴含,他就应该选用其他的语句以排除这个意思;29最大关联强调省力性,如果一个表达者是合作的,则其选择的隐喻可以是对既有关联的突显,也可以创造源域和目标域之间新的关联。前者被称为强关联,通过突显对象的性质,降低理解的难度;后者称为弱关联,它留给听话人足够的空间,在含混的情境下,听话人按其认知得到语句的非字面义所耗费的心力最小。 如果按字面义来理解隐喻表达,对象和描述之间会存在不可协调的矛盾,而在默认交际双方合作的情况下,听话人仍然会认为这句话是有意义的,使得理解过程所耗费心力无限增加。但隐喻给出的是较为含混的概念域,允许域中的非核心概念进行关联,这就降低了接受的难度。如“他害怕这段色彩黯淡、业已流逝的,他毕竟可以接受的时日,会突然显出具体而微、污秽不堪的形态,露出恶魔般狰狞的面目来”,30这句对于时间的描述中至少存在“时间是有色实体”(具有颜色)、“时间是河流”(可以流逝)、“时间是生命体”(具有形态和面目)三个概念隐喻。相较之下,“时间是河流”更为常见,可以归为强关联性隐喻,突显了单向性和持续性这两个时间和流水的既有关联。另两个可以视为弱关联性隐喻,因为是隐喻表达,实现理解的条件不再仅限于时间满足有色实体、生命体的核心概念,而可以是概念空间之间存在的某种弱关联,这就降低了理解所耗费的心力。 2.发散性 信息激活路径的非唯一性表征了隐喻的发散性,即从已知信息沿不同方向、在不同范围可以产生大量变化的新信息。具体而言,发散性一方面体现为概念隐喻的框架不唯一。对一个事物的描述往往涉及多个方面,这些方面有时无法用同一个概念域涵盖。当我们不强制把它对应于某一概念框架和情境时,这一隐喻表达允许多个概念隐喻并置,对应不同的概念框架或情境下的理解,且每个隐喻概念独立统领一个概念网络。 另一方面,源域的概念集与目标域的概念集如果全异,则不满足关联要求;如果全同,则给出的概念是同一的;如果是包含关系,则一个是另一个的子概念,这三种情况都不能构成隐喻。因此,两者只能是相交关系,那些只存在于源域的概念同样可以继续延伸,在没有语境限制的情况下,新概念会随着分支的增加而不断增加。虽然我们最终能在一些节点上找到可以迁移的概念,但如果该路径的长度很长,从结果来看,就产生了类似于将原本源域具有而目标域不具有的概念加入目标域中的效果,实现了一种创造性的发散。比如白岩松在第11次G20峰会时解释数字“11”说:11=合作,标志着1+1>2,强调合作共赢;11是一支足球队,必须要完成整个队伍的联动,而且还要包容;11=行动,G20应该向行动派转变;11延长之后就变成了一条路,是一条可持续发展的路。这里的每一点解读之间相互独立,“11”可以被视为不同类型的符号,构成多个平行的概念网络;每个点内部的隐喻构建依然是发散的,建立顶层隐喻概念时所判定的符号类型在接下来的推理中不保持。如“11是一条路”是将“11”作为像似符,两者在形态上相似,但进一步以“路”为符形得到的解释不一定是与路形态相似的事物,也可以将其作为其他类型的符号得到新的符释。同样,发散性的隐喻表达也给予了听话人更大的理解空间,通过将其视为不同类型的符号,听话人也可以得到不同的理解结果。上例中如果将“11”视为像似符,可能理解到“11是一条路”,而视为规约符,才能理解“11是一支足球队”。符号类型的判定过程融合了分类、联想、经验和推理等众多因素,使主体间的交际具有很强的双向互动性和明确的目标指向性。31 3.整体性 隐喻的整体性,主要体现为隐喻认知所呈现的是一个体系。隐喻不是一个突然出现在人们头脑中的孤立事件或活动,而是对行动的动态限制,它分布在大脑、身体和现实世界的生态中,32人们通过与身体及身体感官捕捉到的信息进行类比,得到对抽象概念的描述。这些概念根植于思维中,成为人们认识抽象事物的基础。为保证源域和目标域的清晰性,这样的隐喻概念一般都可以用“A是B”的结构来表达,从A和B出发,结合日常交际的语境信息,最终会形成一个复杂的概念网络。说话人和听话人的信息在该概念网络中流动,一个概念节点迁移后,所有它所能通达的节点同时迁移,因此目标域得到的是一个性质集,而非某个孤立性质,最后这些概念都在顶层的概念域中得以汇聚,构成完整的图式。比如当一个人说“市场是大海”时,首先整体地思考以“大海”为核心的整个概念域,想到这句话可能表达市场的凶险,也可能强调其机遇众多,还可能传达市场运行规律,进一步地由“大海凶险”的关联带动“渔船躲避风浪”“生物竞争”等理解,对整个图式进行补充。 同时,源域和目标域之间的映射往往不是单一的,核心的关联建立之后,上下文、背景知识、交际语境等语用信息通过关联性与语义信息进行组合,会对非核心的概念产生迁移的引力,引起更多的概念迁移,甚至对邻近的非隐喻表达也产生影响,实现更大范围内的整合和联动。举例来说,诗句“我要用手指那涌向天边的排浪/我要用手掌那托住太阳的大海/摇曳着曙光那枝温暖漂亮的笔杆/用孩子的笔体写下:相信未来”(食指《相信未来》)中,“手指是海浪”“手掌是大海”的隐喻与非隐喻表达中“太阳”“曙光”等关键词,共同完成了“海上日出”这一完整图景的构造,正是这样的表达让“未来”同时拥有了大海所具有的“广阔”属性和日出所具有的“希望”属性。 4.独特性 思维的过程可以想象为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移动,是在潜在认识状态构成的问题空间中搜索出一条独特路径的过程。33对隐喻而言,这种路径的独特性表现得更为明显,它既包括说话人的隐喻创作所体现的表达独特性,也包括听话人的隐喻解读所实现的理解独特性,两者的生成机制有诸多相似性。如前文所述,不同的外在环境信息和主体认知能力会得到不同的认知事实,对进一步的信息传递产生不同的制约。在语义网络中,这表现为对分支概念取舍的不同,以及最终对焦点性质选择的不同。一方面,依赖于差异化的主体认知和外部信息选择,主体最终可能选择语义场中边缘概念分支上的语义进行突显。如“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冰下难”(白居易《琵琶行》),诗句为描写琵琶声创造了一系列的新奇隐喻,将无形的乐音比作有形的珠子、流水。这一隐喻表达所选取的几乎都是源域的边缘概念,造成了事物之间的悬殊差异。另一方面,长距离的信息迁移也会产生新奇感。当进行自上而下的推理时,推理终点往往不确定,随着概念分支的长度不断增加,与根节点概念的偏差也会增加。如“人生是一场旅行”在单独出现时,并没有给出人生在何种方面是旅行,也就不存在确定的理解目标,此时听话人只能从自身认知中接受最基本的制约,因此无法排除选择“人生要做好规划”“人生需要留下纪念”等相对特殊理解的可能性。 在一个最理想的隐喻交际中,说话人和听话人的纵向信息流应相同,即双方对每个概念所包含的义素认知相同;区别只在于横向信息流动方向相反。在这种情况下主要体现的是表达的独特性。而对于一个模糊隐喻语句,关联理论指出,“一般来说,潜在寓意的范围越广,且听者在构建这些寓意时所承担的责任越大,则语境效果的诗意越浓,隐喻也越有创意。在最丰富最成功的隐喻例子里,听者或读者可以超越即时语境所涉概念的理解探索,转而调用多方知识信息”。34因为听话人无法直接得到回溯概念域的起点概念,所以也只能自上而下地进行推理,这就大大增加了选择的多样性。此时,说话人和听话人都可以选择边缘概念或通达路径较长的子概念,这既体现了表达的独特性,也体现了理解的独特性。 同时值得关注的是,上述四种属性之间并不是割裂的。根据其相互的支持关系,可以最终将隐喻认知的思维属性表示为以关联性为核心,以整体性和发散性为基础,以独特性为呈现结果的三角模式,如图4所示。 图4 隐喻三角图式 关联性处于中心位置,是隐喻表达和理解的核心要素。在合作的前提下,说话人和听话人都会预设双方所具有的背景知识和认知能力可以使彼此的表达与理解相适应,因此说话人会尽可能选取某一特定场景和目的下关联度高的性质作为隐喻的纽带,而听话人会尽量寻找相应的性质进行匹配。认知心理学的实验表明,当认知系统提取一个词汇项目时,会促使与之具有语义或概念上相关的词汇项目也具有较高的激发状态。35整体性的构建是部分与整体的关联,发散性与独特性也必须建立在可以寻找到关联的前提下,否则该表达无效。 整体性和发散性是隐喻表达和理解的基础,侧重于强调认知功能。格式塔心理学的完形趋向律指出,感觉信息可能是片段的、不完整的,但当感觉信息和脑内力场进行相互作用时所引起的认知经验是完整的、有组织的,36由知觉活动组织形成的经验整体,将大于部分之和。当隐喻语言作为信息片段激活整个认知经验时,就触发了多条认知路径,这些路径的延伸最后填充为该概念域下的整体解释。正是因为说话人用一个隐喻表达的往往是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图式,所以在很多情况下难以找到单一的字面表达与之对应,这实际上也体现了语言使用的经济性。 而独特性更多地表现为新奇隐喻的效果,它依赖于前两种属性,更侧重强调修辞功能。在没有背景知识和语境的情况下,源域中的所有概念都可以成为隐喻表达和理解的发散方向。对特殊发散路径的选择产生对于对象的不同解释,如果选择的是目标域中的边缘性质,就会形成新奇隐喻,因此独特性可以作为基于发散性生成的某一条路径上的结果,也是构成整体性的一个片段。 结 语 隐喻作为人类认知的一种基本方式,在人类生活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作为隐喻认知转向的标志性成果,概念隐喻理论给出的隐喻认知框架具有跨语言性和系统性。但由于该理论对日常交际中的语义和语用关注不够,它对具体隐喻语句的分析也过于简单。我们从认知符号学的角度,将隐喻表达视为一种特殊的语言符号,揭示隐喻表达和理解不同于字面义传达和接收的、更为复杂的符号推理过程。其中,认知环境和心理过程在该符号构建和解读的过程中至关重要,这些语言外部的因素使隐喻符号的理解无法仅由一次符形到符释的意指完成,而需要一个推理的符号链,使前一环得到的符释作为下一环解释的符形。 符号链给出了隐喻解读的框架,那么符号链中的每一次意指具体是怎样进行的,一个隐喻语句如何最终得到非字面的解释?基于情境语义学和信息流思想,我们把隐喻认知机制理解为一定制约关系下的信息流动,表达机制为目标域包含的信息向源域转移,而理解机制为源域信息向目标域转移。在语义网络中看,隐喻涉及的信息流动可区分为横向和纵向两种,横向为顶层的隐喻概念间的关系,给出源域与目标域间的信息传递方向;纵向为义素的包含关系,给出概念到子概念的信息传递。对于理想的隐喻交际而言,理解语义网络中从源域迁移到目标域的概念与表达语义网络中两域共有的概念是一致的。通过这一对隐喻交际中的信息传递和接收的模拟可以发现,隐喻信息加工的过程要能激活与字面义不同的信息,必须反映关联性、发散性、整体性和独特性四个相互作用的属性,我们把它们看成是隐喻表达和理解的思维特性。 注释 1G.Lakoff and M.Johnson,Metaphors We Live B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p.3. 2G.Lakoff and M.Johnson,Philosophy in the Flesh:The Embodied Mind and Its Challenge to Western Thought,New York:Basic Books,1999,p.1. 3参见I.A.Richards,The Philosophy of Rhetoric,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36. 4参见M.Black,Models and Metaphors:Studies in Language and Philosophy,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62. 5G.Lakoff and M.Turner,More than Cool Reason:A Field Guide to Poetic Metaphor,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9,pp.63-64. 6参见M.R.Quillian,“Semantic Memory,” in M.Minsky,ed.,Semantic Information Processing,Cambridge:MIT Press,1968,pp.227-270. 7参见R.F.Simmons and B.C.Bruce,“Some Relations Between Predicate Calculus and Semantic Net Representations of Discourse,” Proceedings of the Second Join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Washington,D.C.:MITRE Corporation,1971. 8参见J.H.Martin,A Computational Model of Metaphor Interpretation,San Diego:Academic Press,1990. 9参见E.C.Steinhart,The Logic of Metaphor:Analogous Parts of Possible Worlds,Dordrecht: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2001. 10参见J.A.Barnden,“Belief in Metaphor:Taking Commonsense Psychology Seriously,” Computational Intelligence,vol.8,no.3,1992,pp.520-552. 11参见A.Utsumi and M.Sakamoto,“Indirect Categorization as a Process of Predicative Metaphor Comprehension,” Metaphor and Symbol,vol.26,no.4,2011,pp.299-313;A.Utsumi,“Computational Exploration of Metaphor Comprehension Process Using a Semantic Space Model,” Cognitive Science,vol.35,no.2,2011,pp.251-296. 12参见Y.Bizzoni,S.Chatzikyriakidis and M.Ghanimifard,“Deep Learning:Detecting Metaphoricity in Adjective-Noun Pairs,” Proceedings of the Workshop on Stylistic Variation,2017,pp.43-52. 13参见M.Rei et al.,“Grasping the Finer Point:A Supervised Similarity Network for Metaphor Detection,”Proceedings of the 2017 Conference on Empirical Methods in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2017,pp.1537-1546. 14李幼蒸:《理论符号学导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346页。 15皮尔斯:《皮尔斯:论符号》,赵星植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1页。 16皮尔斯:《皮尔斯:论符号》,第31页。 17C.S.Peirce,“Logic as Semiotic:The Theory of Signs,” in R.E.Innis,ed.,Semiotics:An Introductory Anthology,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5,p.5. 18L.Cameron and G.Low,eds.,Researching and Applying Metaphor,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p.8. 19丹·斯珀波、迪埃珏·威尔逊:《关联:交际与认知》,蒋严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40页。 20丹·斯珀波、迪埃珏·威尔逊:《关联:交际与认知》,第41页。 21丹·斯珀波、迪埃珏·威尔逊:《关联:交际与认知》,第263页。 22K.Devlin,Logic and Informat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p.2.下文关于情境理论和情境语义学的概念和记法依照Devlin的版本。 23J.Barwise and J.Perry,Situations and Attitudes,Stanford:CSLI,1999,p.94. 24本文所说的子概念指由该概念的义素、义素的义素,以此类推,所得到的所有概念,在语义网络中表现为该节点的所有后辈节点。 25刘爱伦主编:《思维心理学》,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70—71页。 26R.W.Gibbs,Jr.,“Metaphor as Dynamical-Ecological Performance,” Metaphor and Symbol,vol.34,no.1,2019,p.43. 27M.Leezenberg,Contexts of Metaphor,Oxford:Elsevier,2001,p.252. 28刘爱伦主编:《思维心理学》,第45页。 29丹·斯珀波、迪埃珏·威尔逊:《关联:交际与认知》,第262页。 30普鲁斯特:《追寻逝去的时光》第1卷,周克希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第388页。 31参见黄华新、马继伟:《符号学视域中的博弈“聚点”分析》,《浙江社会科学》2019年第5期。 32R.W.Gibbs,Jr.,“Metaphor as Dynamical-Ecological Performance,” p.35. 33刘爱伦主编:《思维心理学》,第45页。 34丹·斯珀波、迪埃珏·威尔逊:《关联:交际与认知》,第262页。 35John B.Best:《认知心理学》,黄希庭主译,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0年,第149页。 36王鹏等:《经验的完形——格式塔心理学》,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1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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